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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歌紀錄片《四十年》裡有歌手們年輕的樣子與現在的樣子，看著李宗盛從彈吉他pick會掉進音孔的小李變成樂壇大哥，19歲唱小茉莉的包美聖變成58歲老茉莉，其實歌詞裡帶著長江、黃河、中國人的民歌在今日已略顯尷尬，但眾人的生老病死歷歷在目，很難不陪著落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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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今年金馬獎的致敬主題、25年前的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，改編自民國50年發生的建中學生殺人案，可以看到楊德昌導演鏡頭下民國50年台北的樣子，有靶場、有一望無際的草原，有人騎著腳踏車賣包子饅頭，坦克車不時轟隆隆開過街頭，14歲的小四、小明在路邊揮手。只是一轉眼，40年、50年都消散無蹤，兩片並置，歷史感更強烈。
《四十年》裡，歌手們唱自己的歌，走自己的人生路。有的如胡德夫、楊祖珺走上抗爭道路，也有人如陶曉清，表面上是民歌運動的總舵手，可是她對「傳說中」民歌誕生時、李雙澤在舞台上砸了象徵西洋文明的可樂瓶一事始終悶著、惱著，40年後，終於處理了這疙瘩。看著邰肇玫化療、木吉他的張炳輝漸漸失聰還在社區開班教唱歌，音樂是夢想、也是日常。
我最喜歡的段落是〈龍的傳人〉作者侯德健隨手彈一曲〈一顆小小的石頭〉，隨口說出愛情的道理，他真是才子、真能說。他的〈叛逃〉，反讓李宗盛有機會當上製作人，開啟華語音樂的榮景。許多際遇看似無關，日後才懂其中微妙。
歌手會消失、音樂會留下，導演會消失，電影會留下。楊德昌留下的《牯嶺街》不只是電影，還是一整個世代的躁動與不安。
《牯嶺街》初次上映時轟動極了。當時我還是學生，覺得這部片好黑，隨時停電、連殺人都在暗摸摸的颱風夜。可是看完後卻像洗腦似的反覆聽著飛碟發行的原聲帶、跟著唱50年代的〈Angel baby〉。
25年後再進戲院看《牯嶺街》、像翻看同學會的老照片，好多熟面孔，沒想到侯德健又出現了，拍片時他剛剛經歷過六四天安門事件，回到台北。而我同理的對象不再是少年少女主角，變成了由父母親的角度看著張震的壓力與怒氣，看著小明對人情世故令人心疼的應酬，看著時代底下無法用三言兩語說清楚的無奈。這部片反而像安魂曲，告訴死者，我知道你、我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你可以平靜了。
假如這件名校少男殺少女的案件發生在現在，24小時新聞台洗腦式輪播死者家屬的哀淒，名嘴火上加油討論資優生犯罪、外加建中校長出面道歉，與民眾搶著在案發地點拍照打卡，一團亂後更難理解其中原委。也許，根本就不會有人想試圖了解，這樣兩個尋常的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。（作者為自由作家）
(中國時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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